诗人与政治

——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的不同人生轨迹之探析

二０一九年十二月

李保田

中国历史上诸如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几位伟大诗人，无不用他们的好诗唤起了人们的良知，推动了当时社会的发展，对诗词文化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成为此后诗人的标杆。按道理讲，他们都应该有一个幸福快乐的晚年，平安顺遂的归宿。但其不然。试就其作以探析：

一、在士大夫思想影响下的共性特征

1、满怀政治抱负，改变社会，济世救民，报效朝廷。

屈原(约公元前339年～约公元前278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被誉为“中华诗祖”、“辞赋之祖”。他是“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作者，开辟了“香草美人”的传统。屈原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他被后人称为“诗魂”。

屈原崇尚真理。一生孜孜以求的政治理想是“美政”。即圣君贤相的政治。一方面他认为只有圣君贤相才能改变楚国的政治和社会的现实，使楚国强大起来。主要内容是明君贤臣共兴楚国；选贤任能，罢黜奸佞；修明法度。屈原认为“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离骚》）。他主张“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离骚》)。不分贵贱，把真正有才能的人选拔上来治理国家，反对世卿世禄，限制旧贵族对权位的垄断。“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娭”(《惜往日》)。屈原的治国方案就是挽救楚国命运的良药。“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离骚》）。为了楚国的强盛，诗人奔走操劳，希望君王能赶上前代圣君的脚步，并主动承担起开路先锋的重任。“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忧国忧民，热爱祖国。同情人民生活艰难。保持清白，献身正道。“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为民谋国的意志更加坚定，信仰更加明确。（《离骚》）“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渔父》）。“吾不能变心以从俗兮，故将愁苦而终穷”（《涉江》）；“余将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涉江》）；“苟余心之端直兮，虽僻远其何伤”（《涉江》）。

为了实现“美政”理想，他在忠君爱国的思想支配下，敢于坚持真理，不向邪恶势力低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坚持真理，献身理想。表现出诗人追求美政、美德而九死未悔高尚的品德和爱国情怀。另一方面，“美政”就是民本思想。“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夫惟圣哲之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离骚》)；“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九章·抽思》)。他反复谈到“民”的问题。所谓圣君贤相，所谓美政，就是要看能否解决民生疾苦问题，能否致民于康乐之境。

屈原的爱国情怀在《九歌

国殇》中表露无遗：“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敌若云，矢兮士争先；凌余阵兮躐余行，左骖殪兮右刃伤；霾两轮兮絷四马，援玉枹兮击鸣鼓；天时怼兮威灵怒，严杀尽兮弃原野；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遥远；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九歌》是一组祭歌。《九歌·国殇》篇是写楚军抗击强秦入侵，取民间“九歌”之祭奠之意，以哀悼死难的爱国将士，追悼和礼赞为国捐躯的楚国将士的亡灵。他们生是人杰，死为鬼雄，气贯长虹，英名永存。在这种抒写中，作者那热爱家国的炽烈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此篇在艺术表现上“通篇直赋其事”（戴震《屈原赋注》），挟深挚炽烈的情感，以促迫的节奏、开张扬厉的抒写，读罢实在让人有气壮神旺之感。

《九歌 礼魂》：“成礼兮会鼓，传芭兮代舞；姱女倡兮容与；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通过送神，展现了诗人矢志不渝的报国决心。

李白（701年～762年），唐代伟大浪漫主义诗人，贺知章称之为谪仙人。也是世界公认的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誉为“诗仙”。李白的诗豪迈奔放，清新飘逸，意境奇妙，语言奇妙，浪漫主义，立意清晰。李白诗歌的主要内容一、突出自我、张扬个性；二、反映现实、关注民生；三、写名山大川、抒漫游怀抱；四、描写妇女、礼赞女性。

李白具有很强的理想抱负。“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晓战随金鼓，宵眠抱玉鞍。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塞下曲》）诗人代替将士们直抒胸臆，表达了誓死消除边患，为国立功的愿望与决心。“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侠客行》）“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秋浦歌》）“从军玉门道，逐虏金微山。”（《从军行》）只愿能亲取单于的首级，直驱入铁关靖虏安边。

李白也有过短暂的顺风顺水。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玄宗召李白进宫。赐供奉翰林，职务是给皇上写诗文娱乐，陪侍皇帝左右。玄宗每有宴请或郊游，必命李白侍从，利用他敏捷的诗才，赋诗纪实。虽非记功，也将其文字流传后世，以盛况向后人夸示。

如天宝二年(743年)初春，宫中行乐，玄宗亲自作曲，想要以新词入曲，于是急召李白。当时李白正在酒店里喝得烂醉，但是，被抬进宫中，凉水泼面之后，他顷刻之间就写了十余首诗。仲春，玄宗游宜春苑，李白奉命跟随并写了《龙池柳色初青听新莺百啭歌》。暮春，玄宗跟杨贵妃在兴庆宫沉香亭前观赏牡丹，一时兴起，命李白创作新词，李白一口气写了三首《清平调》词，专门歌咏杨贵妃的美貌。“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夏天，玄宗泛舟白莲池，李白奉命写了《白莲花开序》。李白虽然受到玄宗的宠信，尝奉诏醉中起草诏书。但他以不世之才自居，以“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的功业自许，一生矢志不渝地追求实现“谈笑安黎元”（《书情题蔡舍人雄》）、“终与安社稷”（《赠韦秘书子春二首》）的理想。

杜甫（公元712年～公元770年），唐代伟大现实主义诗人。世界文化名人。被后人称为“诗圣”，他的诗被称为“诗史”。杜甫的诗记录了唐代由盛转衰的历史巨变，表达了崇高的儒家仁爱精神和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字里行间洋溢着青年杜甫那种蓬蓬勃勃的朝气。“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其四)》）“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戏为六绝句》） 表达对朝政的不满与革新愿望。“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迫切希望改变现实。“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阁夜》）“王师未报收东郡，城阙秋生画角哀。”（《野老》）“大麦干枯小麦黄，妇女行泣夫走藏。东至集壁西梁洋，问谁腰镰胡与羌。岂无蜀兵三千人，部领辛苦江山长。

安得如鸟有羽翅，托身白云还故乡。”（《大麦行》）“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春望》）“边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兵车行》）通过描写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抒其愤忿之意，表达感时忧国，思家念亲之情。“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首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闻官军收复河南河北》）表达闻听官军战胜后的快乐心情。杜甫用自己的笔墨记录了唐代的沧桑巨变，也写出了人们的转徙与歌哭，很多诗都表达出了文人对时局的不满。

安史之乱，他时刻注视着时局的发展，在此期间写了两篇文章：《为华州郭使君进灭残冠形势图状》和《乾元元年华州试进士策问五首》，为剿灭安史叛军献策，考虑如何减轻人民的负担。并写了《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诗，表达了爱国的热情。

白居易（772年～846年），唐代伟大现实主义诗人，世界文化名人。贞元十六年（800）进士，素有“诗魔”、“诗王”、“诗仙”之称。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其文章精切。著有《白氏长庆集》。

白居易的青年时代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唐王朝自安史之乱以后，中央政权日渐削弱，藩镇拥兵割据。朝廷内部，宦官专横贪暴，无恶不作。而封建官僚之间的党争更加剧了政治的黑暗。年纪稍长，其父白季庚去世，家境衰落，生活也更加贫困，迫使他南北奔走，愁于衣食，常常“衣食不充，冻馁并至”，以至“索米乞衣于邻郡邑”。也正是这种贫穷的生活经历，使白居易对当时人民生活的痛苦有着较为深切的感受，这奠定了他以后在政治上和诗歌创作上关怀百性疾苦的思想基础。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白居易终生遵循的信条。白居易不仅留下三千八百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要反映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认为诗歌应负起“救济人病，裨补时缺。”“欲开壅蔽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的社会责任。他认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敢辞称俗吏，且愿活疲民”。“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白居易一生写过很多首揭露和批评现实的诗，如《秦中吟》和《新乐府》。但他坚持诗歌“兴观群怨”的原则功能，“兴观群怨”而怨而不怒，讽喻而不攻击。

四大诗人士大夫意识强烈，尚文修身，立德立言，追求出将入相。那么，士大夫属哪个阶层呢？

在中国历史中，士大夫是社会的精英人群，他们主导了中国社会的价值观、主流文化和主流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极为深远。古代中国分为贵族与平民两大阶层。贵族包括天子、诸侯、大夫、士。按照他们之间的等级关系除天子、诸侯外，大夫又分为上大夫和下大夫，是官员的泛称，而士是贵族社会中最低的一级，“士”后来又成为读书人的泛称，“士大夫”合起来就是书生加官员。再往下才是平民。无论你是大官、小官，还是普通平民，只要具备了它的条件，就是士大夫。

中华文化关注人的修身进德。士大夫精神是中国古代读书人，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之路上，长期涵养而成的高贵品质。自周公起，影响甚众。春秋时代，列国卿大夫中涌现出很多德行高尚的贤者，如鲁国的柳下惠、臧文仲，齐国的管仲、晏婴，卫国的遽伯玉，宋国的子罕、向戍，晋国的赵衰、叔向，楚国的孙叔敖、令尹子文，郑国的子产，吴国的季札，秦国的百里奚等，都是非常杰出的代表。

士大夫应具有什么样的精神品行？

作为“四书”之一的《大学》讲明“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孔子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中国人的人生取径。修身是立身之本，本立而道生，《大学》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身修而后家治，才能去治国、平天下。

换言之，即，士大夫在公言公绝不营私。《汉书》：“学以居位曰士。”士是靠学问居于官位的。真正的士，淡泊名利，清高以待问。《礼记》说士“怀忠信以待举，力行以待取”。士所怀抱的不仅是知识，还怀有忠信这样的美德，并且始终在生活中身体力行，他们努力做好自己，等待社会和国家的举荐与任用。勤于职守，清廉公正，做到“铨衡有序”。“君子周而不比”，广泛团结大众，不朋比为奸。《荀子·强国》：“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士大夫在公言公，在朝言朝，出了家门入公门，出了公门回家门，绝不到处串门，拉关系。结党营私，搞人身依附关系。有抱负。有担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士大夫精神视国家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士大夫修身进德，淡泊名利，清廉自守，一心为公，品行高洁，为中国社会大众树立了高尚的人格标杆，引领社会进步。天下情怀。将国家、民族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位置。

屈原虽遭谗被疏，甚至被流放，但他始终以祖国的兴亡、人民的疾苦为念，希望楚王幡然悔悟，奋发图强，做个中兴之主。他明知忠贞耿直会招致祸患，但却始终“忍而不能舍也”。他明知自己面临着许许多多的危险，在“楚材晋用”的时代，甚至在被流放期间，完全可以去别国寻求出路，但他却始终不肯离开楚国一步，表现了他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对楚王的无限忠贞，“可与日月争光”的人格与志士可杀不可辱的风骨。始终怀着一个信念：他一定还会被楚王记起，还会有为国效力，为楚王尽忠机会。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汨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离骚》）诗人通过自叙身世、品德、理想，抒发了自己遭谗被害的苦闷与矛盾，斥责了楚王昏庸、群小猖獗与朝政日非，表现了诗人坚持“美政”理想，抨击黑暗现实，不与邪恶势力同流合污的斗争精神和至死不渝的高尚节操，抒发了诗人忧国忧民、献身理想的爱国情感。

李白，一生命运多舛，郁郁不得志。他以不世之才自居，面对权豪势要，他“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

敢于引足令高力士脱靴；本来，玄宗召李白进宫是为了点缀文采、“润色鸿业”的，孰料李白贪杯嗜酒、口没遮拦，又在诗中毫不掩饰、不加节制地抒发感情，表现他的喜怒哀乐。这当然使玄宗大失所望。李白原本有意模仿汉朝的东方朔，但实际上他做不到东方朔那样超脱飘逸。正如他在《玉壶吟》中说“世人不识东方朔，大隐金门是谪仙。西施宜笑复宜颦，丑女效之徒累身”四句，透露了李白承认自己由于没有学到东方朔隐藏真实心迹、滑稽调笑周旋于帝王身边的本事因而弄巧成拙的意思。由于李白“不为亲近所容，益骜放不自修”（《李白传》）。皇帝身边的人讨厌李白，更重要的是李白得罪了唐玄宗李隆基。宫中人恨之，谗谤于玄宗，玄宗疏之。朝政的腐败、同僚的诋毁，使李白不胜感慨。《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表示有意归山。谁料就在此时，倒被赐金放还。

杜甫是持着“奉儒守官”、“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想法入仕的。困居长安十年，这一时期，先是应试落第，后向皇帝献赋，向贵人投赠，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生活，最后才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主要是看守兵甲仗器，库府锁匙)的小官。经历十年困苦生活后，对朝廷政治、社会现实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立志于报效朝廷，改变时政。

安史之乱杜甫搬家避难，听到肃宗即位立即北上投奔。两年之后杜甫终于成功投奔肃宗，被肃宗授为左拾遗，不料又因营救房琯，触怒肃宗，被贬到华州（今华县），负责祭祀、礼乐、学校、选举、医筮、考课等事。到华州后，杜甫心情苦闷和烦恼。因写了《题郑县亭子》、《早秋苦热堆案相仍》、《独立》和《瘦马行》等诗，在诗中抒发了对仕途失意、世态炎凉、奸佞进谗的感叹和愤懑。于乾元元年（758年）六月再次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第二年立秋后，杜甫因对污浊的时政痛心疾首、心灰意冷，自觉放弃了华州司功参军的职务，西去秦州。

白居易出生于一个“世敦儒业”的中小官僚家庭。白居易出生不久，家乡发生战争。藩镇李正己割据河南十余州。白居易二岁时，任巩县令的祖父白锽卒于长安，紧接他的祖母又病故。白居易的父亲白季庚先由宋州司户参军授徐州彭城县县令（公元780年），一年后因白季庚与徐州刺史李洧坚守徐州有功，升任徐州别驾，为躲避徐州战乱，他把家属送往宿州符离安居。白居易得以在符离度过了童年时光。

德宗贞元十六年(800)中进士，十九年（803），授秘书省校书郎。宪宗元和元年(806)，撰《策林》75篇，授周至县尉。二年（807）授翰林学士，三年（808）任左拾遗。五年（810）改京兆府户曹参军。此时仍充翰林学士，草拟诏书，参与国政。六年（811），离职丁忧。十年（815），授太子左赞善大夫。因率先上疏请急捕刺杀武元衡凶手，被认为是越职言事。被贬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十三年（818），任忠州刺史。十五年（820），回长安任尚书司门员外郎、知制诰。穆宗长庆元年（821），加朝散大夫，始正式著五品绯色朝服，转上柱国，又转中书舍人。二年（822），白居易上书论当时河北的军事，不被采用，于是请求到外地任职，7月被任命为杭州刺史。任内有修筑西湖堤防、疏浚六井等政绩。四年（824），任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敬宗宝历元年（825），任苏州刺史。二年（826）因病去职。文宗大和元年(827)，拜秘书监，二年（828），转刑部侍郎，四年（830），定居洛阳。后历太子宾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职。武宗会昌二年(842)，以刑部尚书致仕。经历唐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等七朝。

3、揭露黑暗，针砭时弊，展现了文人风骨。

屈原“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离骚》） 嫉恶如仇，不愿同流合污。“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离骚》）其刚正不阿，一身正气。“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渔父》）。“吾不能变心以从俗兮，故将愁苦而终穷”（《涉江》）；“余将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涉江》）；“苟余心之端直兮，虽僻远其何伤”（《涉江》）。为了实现“美政”理想，他在忠君爱国的思想支配下，敢于坚持真理，不向邪恶势力低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离骚》）坚持真理，献身理想。反映了诗人实施“美政”、振兴楚国的政治理想，表现了诗人修身洁行的高尚节操、嫉恶如仇的斗争精神和追求美政、美德而九死未悔高尚的品德和爱国情怀，并对楚国的腐败政治和黑暗势力作了无情的揭露和斥责。

李白，看到劳动人民艰辛劳作时，他“心摧泪如雨。”（《丁督护歌》）

当社稷倾覆、民生涂炭时，他“过江誓流水，志在清中原。拔剑击前柱，悲歌难重论。”（《南奔书怀》）“我宿五松下，寂寥无所欢。田家秋作苦，邻女夜舂寒。跪进雕胡饭，月光明素盘。令人惭漂母，三谢不能餐。”（《宿五松山下荀媪家》）则表达他关注民瘼，痛批时弊的精神品格。自然不能见容于朝廷。

尽管历史评价很高，贺知章说李白是：“谪仙”（《本事诗》）。杜甫：“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寄李十二白二十韵》）魏颢：“白与古人争长，三字九言，鬼出神入。”唐文宗御封李白的诗歌、裴旻的剑舞、张旭的草书为“三绝”。但李白恃才傲物、桀傲不驯、豪放不羁、放浪形骸的性格和倜傥不群的形象以及冲决羁绊的叛逆精神，终使他颠沛流离，穷困潦倒一生，落个悲哀的结局。

杜甫生活于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其时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人民疾苦。杜甫的诗诗风沉郁顿挫，心系苍生，忧国忧民。反映当时社会矛盾和人民疾苦，他嫉恶如仇，对朝廷的腐败、社会生活中的黑暗现象给予揭露和批评。

杜甫曾在寺庙寄居生涯，自建房子安顿一家老小。想实现自己政治抱负，又不得不选择权贵之门投赠干谒。仕途失意，生活贫困，小儿子饿死。这都使他对朝政反感，对仕宦厌恶，对国家失望。“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表达对社会不公的愤怒。尤其是《三吏》和《三别》，淋漓尽致地揭露了战乱给人民带来的苦难。

白居易元和四年，与元稹、李绅等倡导新乐府运动。秉持“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敢辞称俗吏，且愿活疲民”、“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的创作理念。一生写过很多首反映人民疾苦、揭露和批评现实的诗。如《观刈麦》、《长恨歌》、《宿紫阁山北村》、《赠友诗》、《新制布裘》、《秦中吟七首》、《新丰折臂翁》、《杜陵叟》、《上阳白发人》、《道州民》、《缚戎人》、《红线毯》、《卖炭翁》、《母别子》、《采地黄者》、《村居苦寒》、《琵琶行》等。但他坚持诗歌“兴观群怨”的原则功能，“兴观群怨”而怨而不怒，讽喻而不攻击。

二、不同的个人因素造成不同的结局

1、所处时代不同，家庭出身不同

屈原是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皇王血统。出身于贵族家庭，也是楚国重要的政治家，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任左徒、三闾大夫，兼管内政外交大事。可谓任职高位。《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识，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忠君爱国。把复兴楚国作为己任。很难接受他一直挚爱的国家的都城被攻陷这一事实。再加上封建士大夫思想，一臣不事二主的忠孝观，才造成他抱石坠江悲惨结局。

屈原所处时代楚国的社会状况，如贾谊在《吊屈原赋》中所说：“呜呼哀哉，逢时不祥！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阘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谓随、夷为溷兮，谓跖、为廉。莫邪为钝兮，铅刀为铦。斡弃周鼎，宝康瓢兮。腾驾罢牛，骖蹇驴兮。骥垂两耳，服盐车兮。章甫荐履，渐不可久兮。嗟苦先生，独离此咎兮！”即屈原生活的时代一切都是颠倒的：猫头鹰在天上飞翔，鸾凤却深藏起来；小人得志尊显，圣贤却不得其用；正直廉洁的人受到诬蔑，强横残暴的人却得到称誉；宝剑被贬为钝口，铅刀却被说成锋利；国之重宝周鼎被抛弃，空瓦罐被当成宝物；疲牛跛驴骖驾着马车，千里马却拉着沉重的盐车；帽子本应戴在头上，却被垫在脚下，被汗水湿透。但根本原因是楚怀王和楚顷襄王父子都是昏聩之君。也因为屈原任左徒、三闾大夫，兼管内政外交大事时没有处理好与楚王的君臣关系，让楚王产生了猜忌。虽然象《离骚》中说：“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昔三后之纯粹兮，因众芳之所在。．．．彼尧舜之耿介兮，说遵道而得路。．．．汤禹俨而抵敬兮，同论道而莫差．．．”其理想是使楚国在战国七雄逐鹿中原的战争中，通过努力统一中国；使楚国国君功追三皇，步武尧舜，取法禹汤，赛过文武，建立一个统一的集权的封建国家。一心为楚王考虑。象《惜往日》中其自述改革实践：“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时。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立法兮，属贞臣而日侯。”但却最终没有真正得到楚怀王理解与支持。改革力度过大，触动了贵族阶级利益。也有没有使其合纵战略得到朝臣的配合和支持。不仅不受其功，反受其害。于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破楚都郢城后，屈原悲愤交加，怀石自沉于汨罗江，以身殉国。

屈原的“美政”理想反映了他与楚国贵族集团的尖锐对立，表达了他革除弊政的进步要求，挽救祖国于危亡之中。他不应该把治国安邦之心系在楚王身上，有悖于现实，最终被扼杀在摇篮里。但他坚持“美政”理想、坚持节操，“虽九死而犹未悔”的斗争精神，忧国忧民、矢志献身祖国的决心值得学习和发扬。

李白出生于西域碎叶城，4岁再随父迁至剑南道绵州。25岁开始出外游历。在当时来说，其家庭也属于富裕的平民家庭。按李阳冰《草堂集序》述：“李白字太白。凉武昭王暠九世孙。蝉联珪组，世为显著。中叶非罪，谪居条支，易姓与名。然自穷蝉至舜，五世为庶，累世不大曜，亦可叹焉。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惊姜之夕，长庚入梦，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世称太白之精，得之矣。”“凉武昭王暠”，即十六国时期西凉政权的建立者李暠。李白具有很强的理想抱负。“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上李邕》）“天生我材必有用。”（《将进酒》）“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行路难》）“试借君王玉马鞭，指挥戎虏坐琼筵。”（《永王东巡歌十一首》）“出则以平交王侯，遁则以俯视巢许。”（《送烟子元演隐仙城山序》）“功名不早著，竹帛将何宣。”（《长歌行》）表达了他想要进入仕途，建功立业的心情。

开元十三年（725年），李白出蜀，“辞亲远游”。至上元三年 (762年)，李白病逝，期间有过短暂的安定与荣光。但由于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史之乱，李白应邀入幕永王李璘幕府，怂恿李璘割据称帝。到至德二年（757年），永王兵败丹阳，李白自丹阳南逃。旋被搏入寻阳狱中。终以参加永王东巡而被判罪长流夜郎。到乾元二年（759年），朝廷宣布大赦，李白终获自由。其大部分时间都在漂泊中度过。即便如此，遇赦不久，当闻讯李光弼东镇临淮时，李白还不顾61岁的高龄，前往请缨杀敌，希望在垂暮之年，为挽救国家危亡尽力，因病中途返回，次年病死于当涂县令李阳冰处。

杜甫，出身于京兆杜氏世代“奉儒守官”的家庭。其远祖为汉武帝有名的酷吏杜周，祖父杜审言。杜甫青少年时家庭环境优越，过着较为安定富足的生活。立志于“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杜甫在三十五岁以前，是游历时期。直到天宝六年（747）秋天转赴兖州与长他12岁的李白第二次相会，才结束了“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的漫游生活，回到长安。由于权相李林甫编导了一场“野无遗贤”的闹剧，参加考试的士子全部落选。科举之路既然行不通，杜甫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得不转走权贵之门，投赠干谒等，但都无结果。他客居长安十年，奔走献赋，郁郁不得志，仕途失意，过著贫困的生活，使他看清了社会。写出了多篇慷慨激烈的诗作。此后，为躲避安史之乱，进入了漂泊动荡时期。几经辗转，最后到了成都，在严武等人的帮助下，才在城西浣花溪畔，建成了一座草堂，世称“杜甫草堂”。被严武荐为节都，全家寄居在四川奉节县。两次遭贬，一次辞职及后来的颠沛流离，杜甫的心已经伤透，凉透，抱定别人都醉我独醒，别人都浑我独清的处世态度度日如年。

广德二年（764年）春，严武再镇蜀，表荐杜甫为检校工部员外郎，做了严武的参谋。不久杜甫又辞了职。广德三年（765年）四月，严武去世，杜甫离开了成都。经嘉州、戎州、渝州、忠州、云安，于唐代宗大历元年（766年）到达夔州（奉节）。由于夔州都督柏茂林的照顾，杜甫得以在此暂住，为公家代管东屯公田一百顷，自己也租了一些公田，买了四十亩果园。生活算是安定下来。其作品《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登高》、《登岳阳楼》等都是这时候写的。大历三年（768年），杜甫思乡心切，乘舟出峡，先到江陵，又转公安，年底又漂泊到湖南岳阳，这一段时间杜甫一直住在船上。由于生活困难，不但不能北归，还被迫更往南行。大历四年正月，由岳阳到潭州（长沙），又由潭州到衡州（衡阳），复折回潭州。大历五年（770年），臧玠在潭州作乱，杜甫又逃往衡州，原打算再往郴州投靠舅父崔湋，但行到耒阳，遇江水暴涨，只得停泊方田驿。后来由耒阳到郴州，需逆流而上二百多里，这时洪水未退，杜甫原一心要北归，便改变计划，顺流而下，折回潭州。大历五年（770年）冬，杜甫在由潭州往岳阳的一条小船上去世。时年五十九岁。

白居易，贞元十六年(800)二月，中进士。不久由校书郎被任命为今陕西省周至县尉。几年后，又入为翰林学士。元和三年(808)四月改授左拾遗，仍充翰林学士。白居易曾不无自负地说：“十年之间，三登科第，名落众耳，迹升清贵。”因为白居易是言官，作改革社会弊端的对策《策林》七十五篇。暴露出社会的黑暗、动乱、肮脏和不合理，批评的锋芒横扫了整个社会，上至宫廷，下至官吏，无一幸免。其结果便是白居易遭到了贬谪。于是他“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虽然依旧忧国忧民，但已是明白了许多。便以“独善其身”作为自己的归途。

白居易也写过政治上失意的感慨诗。如“丝桐合为琴，中有太古声。古声淡无味，不称今人情。玉徽光彩灭，朱弦尘土生。废弃来已久，遗音尚泠泠。不辞为君弹，纵弹人不听。何物使之然？羌笛与秦筝。”（《废琴》）虽然在当时的社会，古琴受到冷落，但弹古琴的人仍然以极大的耐心与毅力来坚持正声，使人能听正声，喜欢雅音。白居易就是借古琴之势来寓意自己在这个朝局中的地位。所以，在他死后，唐宣宗《吊白居易》：“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既表达了唐宣宗对白居易逝世的哀痛，又表现了对其诗歌的赞赏，肯定了白诗非同凡响的艺术成就。

孙光宪《李太尉抑白少傅》曰：白少傅居易，文章冠世，不跻大位。先是，刘禹锡大和中为宾客时，李太尉德裕同分司东都。禹锡谒于德裕曰：“近曾得白居易文集否?”德裕曰：“累有相示，别令收贮，然未一披，今日为吾子览之。”及取看，盈其箱笥，没于尘坌，既启之而复卷之，谓禹锡，曰：“吾于此人，不足久矣。其文章精绝，何必览焉!但恐回吾之心，所以不欲观览。”其见抑也如此。衣冠之土，并皆总之，咸曰：“有学士才，非宰臣器。”识者于其答制中见经纶之用，为时所排，比贾谊在汉文之朝，不为卿相知，人皆惜之。

2、个人性格不同，处理问题的方法不同

关于屈原，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引刘安《离骚传》说：“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又说：“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屈原的“忧愁幽思”和怨愤，是和楚国的政治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离骚》就是他根据楚国的政治现实和自己的不平遭遇，“发愤以抒情”而创作的一首政治抒情诗。再加上屈原的性格耿直，不知迂回，士大夫忠君意识强烈。始终坚持兴楚理想和改革立场，无论是楚怀王的疏远，还是顷襄王的流放，都因为屈原的坚持不二。

李白出生于平民家庭，改变命运的意识非常强烈，虽被玄宗召进宫，赐供奉翰林，也只是是给皇上写诗文娱乐。玄宗利用李白的诗才，达到流传后世的目的。这与李白的理想相去甚远，本来他“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谁知理想化为泡影，诗才化为工具。他“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塞下曲》）“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将进酒》）“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梦游天姥吟留别》）。豪放不羁，随心所欲，贪杯嗜酒，口没遮拦，对现实不满，忍不住就要批判。跟朝廷之间，跟同僚之间，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得罪了宫中很多人，失意而归，使他激昂的政治热情，受到现实的冲撞，便转化为怀才不遇的悲愤狂歌，从胸中喷涌而出：“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难》其二）其志不能伸，转而悬壶仗剑，放荡形骸，游走于山水之间。

杜甫出身出身于中国北方大氏族“奉儒为官”的家庭，青年时期又过着富足优裕的生活，优越感强。既对社会缺乏足够的了解和认识，谋生能力又不真够强，且自觉清高。虽投门干谒而无果，国家战乱，民不聊生，家庭变故，两次遭贬后自然会怒发冲冠，辞官而去，以表示不愿同流合污，和光同尘的清高气质，必然最后落得个居无定所、穷困潦倒、乞丐一个的结局。

白居易因为生于“世敦儒业”的中小官僚家庭。朝夕聆听母教，深受父辈影响，对士子文人入世入仕有良好认知。升也好，降也罢，从无怨言，不喜怒于色，只把官职变动看作对自己的历练。积极面对，不逃避责任。努力践行“欲明明德于天下者”，须格其物，致其知，诚其意，正其心，修其身，齐其家，治其国。正如孔子所言“修身是立身之本，本立而道生。”“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身修而后家治，才能去治国、平天下。完整地体现了传统士大夫应有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忠孝观。即便迭次贬谪江州司马，以及转任忠州刺史、杭州刺史、苏州刺史，也从不对朝廷抱怨、愤懑。抱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为官之责造福当地百姓。

3、认知不同，结果不同

屈原权高位重，始终把自己摆在复兴大业重任担当舍我其谁的位置，加上在位时不管是改革国政，还是合纵抗秦，都获得了初期成果，侵犯了贵族士大夫的利益，没有协调疏通好各种关系，及时获得楚王理解与支持，急于成功，也因为怀王后期连续用兵又连续败仗，被靳尚抄了后路，倍受谗言诬伤，成为替罪羊。《离骚》应就是屈原被怀王疏远离开郢都往汉北之时所写。屈原在诗的开篇介绍自己身份后，“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天赋给我很多良好素质，我不断加强自己的修养。认为自己是皇族身份，理应当为国家承担一份责任。“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乘上千里马纵横驰骋吧，来呀，我在前引导开路！强调个人作用。“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纣之猖披兮，夫惟捷径以窘步。”唐尧虞舜多么光明正直，他们沿着正道登上坦途。夏桀殷纣多么狂妄邪恶，贪图捷径必然走投无路。看似举证，反而更刺怀王的自尊心。“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结党营私的人苟安享乐，他们的前途黑暗而险阻。怀王对子兰、靳尚之流听之信之，这样的话不是在暗指怀王之昏庸吗？“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前前后后我奔走照料啊，希望君王赶上先王脚步。含有教训之意呀！“荃不查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齌怒。”你不深入了解我的忠心，反而听信谗言对我发怒。明示对怀王的不满。“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你以前既然和我有成约，现另有打算又追悔当初。我并不难于与你别离啊，只是伤心你的反反复复。直接质问怀王。作为臣下，诸如此类的表达个人怨愤，于私于公，屈原焉能会受到公正的待遇？

诚如《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屈原因遭上官大夫靳尚之谗而被怀王疏远。“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当楚怀王以及曾经用谗言攻讦离间陷害过他的那些弄臣知道他在用诗发泄怨愤和不满后，会不对他更加加以迫害？自然不愿让他回到都城和王的身边。虽然屈原在迎回在齐国当人质的太子熊横这件事情上有功，但他不该多次督促顷襄王设法接被囚禁咸阳的父亲楚怀王回国。岂不就像岳飞跟宋高宗的关系么？加上子兰对他的怨愤，岂不提前一千多年就上演了宋高宗十二道金牌的故事么？而当怀王客死秦国，楚国民间怨声载道，子兰被口诛笔伐，顷襄王无法向国人交代，屈原又穷打落水狗之时，屈原自然再次成了最好的替罪羊，被二次流放边陲荒凉之野。屈原跟岳飞不同的是二次流放，永远不能还朝，最后忧伤自尽，岳飞则是被召回朝廷，遭戕害屈死。

李白不懂为官之道，重在突出个人，自负才高，放大了个人的作用。既想当官，又受不了约束，改变不了放浪形骸、洒脱不羁、无拘无束、我行我素、天马行空、任性随意的个人性格，贪杯嗜酒、口没遮拦、毫不掩饰地抒发喜怒哀乐，“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益骜放不自修”，不懂兴观群怨的意义，没有从众心理和行为，不懂等级身份和地位，焉能够在朝中有朋友，在皇上面前能得赏，焉能不苦闷，在自负与狂傲中被辞官也属必然。

杜甫虽出身于“奉儒为官”的士族大家，立志于“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但优越意识强，经受不了挫折和打击。想法偏颇，因愤怒被贬，言论上积极入世，行动上却逃避现实。不谙世事，当与李白同属，阴郁、愤怒、伤心辞官亦是必然结局。

总之，屈原，李白，杜甫三人，除个人性格外，对诗之“六义”与“兴观群怨”把握不到位，单纯的诗人观，视野局狭，忽视为官之道，才造成不利自身发展的局面。

白居易坚持“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的“兼济之志”。进亦乐，退亦乐，抱定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司职有责，司职担责，司职尽责的士大夫观念。一生建树多多：诗歌方面，元和四年，即与元稹、李绅等倡导新乐府运动。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喻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主张：“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

“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创作观。认为诗上可以“补察时政”，下可以“泄导人情”。“救济人病，裨补时缺。”（《与元九书》）“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新乐府序》）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既是诗人，又是诗论家。

三、摆正个人与国家、诗文与政治的关系

人的属性包含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自然属性是人的自然欲求性。社会属性，是人的发展需求性，是本质属性。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人，必然是生活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他的一切行为不可避免地要与周围所有的人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人的价值体现在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两方面。一个人要实现他的价值，就必须与周围发生并保持良好关系。才能发展并保护好个人的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作为诗人，就要用诗去体现人生价值，发展个人需要。

孔子：“《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毛诗序》：“‘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诗经》就载有《周颂》、《鲁颂》和《商颂》三颂。上古《帝载歌》就是歌颂帝舜禅位给大禹的民歌：“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时从经，万姓允诚。于予论乐，配天之灵。迁于贤善，莫不咸听。鼚乎鼓之，轩乎舞之。菁华已竭，褰裳去之。”《子产诵》：“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汉乐府诗也有赞美诗，如，《蒲梢天马歌》“天马徕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武帝刘彻描绘了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丝绸之路后，各国入贡来朝的盛况。乐府歌辞的《临高台》：“临高台以轩，下有清水清且寒。江有香草目以兰，黄鹄高飞离哉翻。关弓射鹄，令我主寿万年。”不再一一列举。至于唐诗中的应制诗更多。所以，要全面理解诗的六义和兴观群怨。

诗人必须牢记道义，摆正诗与政治的关系，紧扣时代脉搏，维护社会稳定，把个人利益与人民利益、个人发展与国家发展、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结合起来，或浪漫，或现实，或歌颂，或美刺，写出对社会大众有正面引导作用，达到下以讽上，上以化下，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目的，体现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优良传统，通过赋比兴，观风俗，察得失，以群而不统，怨而不怒，讽喻而不攻击，抨击而不暴露，敦厚而不尖刻的手法，写出对时代发展有推动作用，对政权巩固有加强作用的诗篇。而不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我花开后百花杀，满城尽带黄金甲”。